5月26日下午5时30分，什邡市洛水中学教学楼垮塌现场来了两拨专家。一组是省市专家组，一组是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的三名专家。

　　这次地震，洛水中学一座四层16个班的教学楼垮塌，师生伤亡505人。据介绍，这栋教学楼是由什邡市某学院于上个世纪80年代设计，1986年建成的。

　　在现场，省市专家组立即致电什邡市相关部门，寻问当时该教学楼的设计图纸入没入档，能否调出来？对方回答说因时间久远，设计图纸很难找到。

　　与此同时，现场的调查取证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敲打水泥块、记录钢筋条数、丈量墙体厚度，四五名专家在记录、拍照、取样。现场年龄最大的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工陈正祥说，又是一个没有构架柱的教学楼！

　　同日下午，记者来到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整个灾后现场一片死寂，只有没有倒塌的教学楼中庭上悬挂的时钟还在“嘀哒”“嘀哒”地走动，伴着一部收音机不断传出的哀乐(据说是一位家长特意放的)。不久，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人员来到现场录像拍照，据称是在录制调查资料。

　　西南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殷波称，对垮塌教学楼的调查一般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设计图纸和地质报告；二是现场实物，水泥、钢筋、砖块是否合格，配合比例够不够；三是查看验收报告是否留下痕迹。殷波说，如果设计图纸和地质报告没有了，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最终只能根据现场实物作出报告。

　　据介绍，从地震开始后不久，国家和四川省等相关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700多位专家，对震后的房屋损毁进行全面调查，其中对学校的垮塌调查被列为重中之中。

　　政府承诺：把违法者送上法庭

　　5月26日下午2时到3时这段时间内，戴作安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一份份公文和申请书也不时飞来。

　　在谈到学校倒塌原因时，他异常激动地说，省教育厅已会同建设、质监等部门到灾区进行调查，到时肯定会给遇难的学生及家长一个交代，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其实在前一天——5月25日，四川绵阳市常务副市长左代富就在成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地震发生当晚我就在北川中学，教学楼都倒了，旁边几栋20多年的楼房却没有倒，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奇怪，我也在研究，但这需要专家最后鉴定。”

　　也就在同日，在地震中因教学楼坍塌造成127名小学生不幸遇难的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上百名学生家长，与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对话。现场有家长提出，此前的调查组中专家名单不透明，缺乏公信力。张金明表示，新的工作组中，专家将由四川省知名建筑学专家组成，其成员名单将全部向家长们公布，并由家长们推选出三名代表，与专家组共同调查教学楼质量问题。张金明承诺，调查组将在一个月内查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旦查出此事中有人涉嫌违法问题，将把他送上法庭。

　　倒塌学校到底有多少所？学生遇难或者受伤情况如何？26日下午，记者前往四川省教育厅寻找答案。对这两个问题，办公室主任何浩表示教育厅不方便透露。

　　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21日，光德阳市师生就死亡1851人，倒塌校舍1.9万多间，其中东汽中学、汉旺学校、九龙中学、富新二小、金花、清平等学校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

　　四川省教育厅一位人士说，要对整个灾区因教学楼倒塌造成学生群死事件进行调查，需要大量人力，更需要时间。

　　在红白镇中学垮塌中失去女儿的杨梅说：我们可以等，等个公开透明的调查！

                                                                                                        (来源：羊城晚报)

曾读过美国作家克里腾的一篇《母亲的价格》的文章，文中说如果把母亲所做的各项工作量化，母亲相当于一种“技术性的中级管理”工作，如果母亲的工作可获薪水，合理的年薪约为6万美元。

克里腾没有来过汶川地震后的中国，如果她看到废墟中那些中国母亲，或许会修正自己的看法：母爱是无价的。上帝不能到每家 ，于是他创造了母亲。在这次惨绝人寰的、连上帝都无能为力的汶川地震中，大地和天空都坍塌了，这些中国母亲却用自己柔弱而坚韧的躯体撑起了另一片生命的天空。

一位母亲在绵竹市汉旺镇一所倒塌的中学废墟中，凄怆呼唤尽快救出埋在废墟中的儿子。那发自心底的呼喊，仿佛也来自我的喉管；那滂沱的泪水，也和我禁不住流下的泪水汇聚在一起。在灾难面前，那些用整个心灵呼唤孩子的母亲，她们的两行泪，一行是黄河，另一行是长江。

还有一类母亲，她们朴实无华，人们或许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但她们用爱的姿势书写了人间最美丽的诗篇。女作家冰心写道：我是红莲，你是荷叶，当心中的雨点来的时候，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在令人悲怆的地震中，那些母亲，那些苍翠的荷叶，却以最坚强的姿势撑起了一片生命的天空，给孩子。

一名年轻的妈妈双手怀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母亲死了，婴儿依然惬意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是的，这是奇迹，是母亲用爱创造。也只有爱，才能创造这样振聋发聩的奇迹。

特大地震灾难制造了很多孤儿，也创造出很多伟大的母亲。一个母亲在地震中倒下了，就有许多个母亲在废墟中站立起来，用人间的大爱，组成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

                                                                                                                         《扬子晚报》5.20

国新办22日召开新闻记者会，介绍商务系统抗震救灾和保障供应的情况。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指出，个人和企业捐款属自愿，一些指责外企是“铁公鸡”的说法不对。（5月22日，新华网）

汶川地震以来，向来不擅于慈善的中国人突然成了世界上最大慈善活动的主角，这种转变引起了关注。对国人来说，汶川地震是一场国殇，需要全民族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但置身其中的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慈善观呢？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话题。

热衷于传播“铁公鸡排行榜”的并非只有网友，事实上，公布捐款者数额，有意无意将捐款者进行对比，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主流媒体正在做的事情。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慈善活动，习惯了“勒碑纪事，以彰功德”，公布捐款人的详细信息不仅没有不妥，反而是“知恩图报”的体现。尤其是国难当前，网友和媒体从业者们，无不以国痛为己痛，都希望有能力的人多承担一份责任，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因此形成的舆论氛围却是盲目而缺乏风度的，舆论不知不觉间施加了“暴力”，硬生生地将慈善变成了一种粗暴的“勒索”。

国际社会对此的观感可想而知，5月18日，环球网刊载了一篇题为《美国媒体不满中国网站搞捐款排行榜》。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舆论对捐款数目如此感兴趣？我们又为什么要指责甚至是攻击所谓的“铁公鸡”？事实上，汶川地震之后，海内外华人空前团结，救灾过程中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各界不分贫富纷纷慷慨解囊相助，整个世界都向汶川地震受灾同胞表达了极大的人道主义支持。

因此，如果我们偏离慈善本身，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对待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的义举，其结果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不仅会伤害捐助者的感情，也将破坏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消解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和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慈善的两大原则，一是自愿，一是非目的性。“逼捐”这种行为的逻辑，还停留在“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简单二分法上，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有的心态。另一方面，捐款者不应带有目的性，受捐人也应该淡化功利心态。近日，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加多宝集团捐款一亿感动消费者，这两天市场上的王老吉饮料频频卖断货。这种“知恩图报”的心理固然无可厚非，但它或许已经违背了企业的初衷，也违背了慈善的宗旨。更有甚者，一些网友根据企业的捐款数目，列出了一个排行榜，要求大家以此为选择消费的依据，这就有些幼稚与可笑了。

除了普通民众之外，我们一些企业家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慈善思维。汶川地震之后，捐款初期，为什么大陆企业家捐款总额要比台湾低出那么多？为什么地产商们一个个销声匿迹，搞得现在不得不“集体自救”？为什么“捐款十元就够了，慈善不应成为负担”、“中国企业家目前有钱也不应该做慈善，不如用来扩大再生产”这些理论会成为某些行业巨头的心声？中国企业家在羽翼日益丰满的时候，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让“慈善”由外界压力变成自身动力？这些都值得思考。

《大美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条目有如下释义：“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来提升人类的福祉 。”在我们中国，慈善其实也有悠久的传统，早在汉唐时期，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就长盛不衰，但时至今日，应该如何认识“慈善”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汶川地震之后，希望国人能开始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慈善”，也希望全社会都能尊重“慈善”，热衷“慈善”。（编辑：东雪）

                                                                                                    ——摘自2008-05-23 　 南方网　 尚峰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记者手记

也许没有人相信，12日下午我丝毫没有惊慌。在办公室的墙灰已经落到头上的时候，我甚至还可以从容地等候电脑关机。

我觉得我很勇敢。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是麻木。

彭州与成都的关系，这些年发生着越来越微妙的变化，汶川地震后彭州不复是一个旅游胜地一个蔬菜园地一个化工基地，彭州成了成都人心里更大的痛———丹顶山关口一过，路边的残瓦断垣越来越多。比残瓦断垣更多的，是从小渔洞、银厂沟步行出来的人们，披着塑料布或者装农药的编织袋，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浆。这些沉默地朝着彭州方向前进，并无奈地却又固执地冲每一辆车招手的人们，第一次如此不信任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必须离开。

我与他们对视继而擦身而过，他们叫住我：“你不要再朝里面走，银厂沟没有了，山都垮了，村子全都没了。”他们尴尬地展示着浑身的泥浆，“你看我们像不像要饭的？”

我不知道这群从砖砾瓦块下爬出来的人，在12日14:28左右的时候，是否像我那样“镇定自若”。一位老太太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平缓得近乎慈祥的声音对我说：“昨天下午，我家老头儿就在我面前，被院墙砸死了。”我又很勇敢地与他们道别，准备按他们走过的同样的路往压住他们的砖砾瓦块前行。

但是我前行的路被彭州通济镇景山村的村民打断了，这个距离主路步行不过几分钟的村子里，我找不到任何一幢完整的房子。越来越多的村民朝我走来，他们一厢情愿地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向我诉说12日那一天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直到我看到她，突然绝望地伤心起来。

那是一个穿着鲜红色羽绒服的女子，有着四川女人特有的细致精巧的五官，她站在蓬头垢面的邻居们中间是那样地显眼。走近了才发现，这个一见我眼泪就流下来的女子，竟然淡扫蛾眉略施粉黛。她说从12日开始，她没见到过村里的干部，她和她的家人因为只分到一碗方便面，二十四小时还没有进过食。“所以，今天早上我起来后就把接来准备煮面吃的雨水拿来洗脸了。”女子的眼睛始终很红，“我的包里还有一盒化妆品，我洗完脸就擦了粉画了眉。可惜，没有睫毛膏了。”这个只从屋子里抢出一件鲜红色羽绒服及一床棉被的女子，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语速与语气，她说她哪里也不去，决定留在没有家的她的家，一直到重建家园。

我与他们一起，都拥有2008年5月12日14:28，只是我只有我道貌岸然的勇敢，而他们正面对他们一无所有的生活。

                                                                                                                         □孙晓筠（四川记者）

                                                                                                                              来源： 新京报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啊！这话放到现在，愈发光芒万丈。名利向来难分，于今尤然。看世间忙忙碌碌，有几个人不想求名得利呢？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求名得利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好不容易有了个机会，却又被自己错过了，那个后悔啊，用东北话说就是“眼泪哗哗地”，肠子都悔青了。

　　这几天，有个在北京打工的安徽人“一直睡不着觉”，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原来，他在回老家之前买了一张彩票，由于要照顾老丈人，便在老家多待了一个月，不料其间他的彩票中了头奖500万，而他却浑然不觉，等回到北京看旧报纸，才知道自己活活错过了500万。任他怎么向体彩中心解释、求情，人家就是不能“坏了规定”，连一点“安慰奖”都不给(见昨日《广州日报》)。

　　500万，不要说对一个月入仅千元的打工者是天文数字，便是对一干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小白领”来说，也是朝思暮想的吉祥号码。因此，对这位有幸中奖无福消受的打工者，我愿奉献出十二分的同情，同时建议他看看《大话西游》，深刻领会一下周星星的这段话―――曾经有一个500万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体彩中心的人说：“我中了”，如果一定要在货币单位前加个限额，我要说是500万。

　　不过，我这样说在他看来也许是十足的欠扁，好在我与这位仁兄远隔千山万水，不致沦为如今一些酒吧里颇受欢迎的出气沙包。可我还是要说，论“家庭出身”，我们都是“农民(贫农)”，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应该是相近的。在当今这个社会上，我等升斗小民还真就得信命。《增广贤文》要是没看过，陈百强的歌总听过吧，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那就是说给咱们这种小人物听的。错失了发迹的机会，后悔、难过，没心思上班，这都可以理解，但切不可沉湎其中难以自拔。这没什么高深的道理可讲，生活总要继续不是？

　　听说这个不幸的人把彩票装进了烟盒里，希望它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好运气，还想等女儿长大后告诉她们“爸爸曾经差点做了百万富翁”。我看这样就对了。刘欢唱过一首《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歌当年曾很惹下岗失业的人们反感。现在，这位“彩场”失意的朋友倒是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其实，买彩票的“心若在”，成为百万富翁的“梦就在”，因为天地之间还有卖彩票的地方嘛。这次失败了，何妨看开点，不就是百万富翁吗，看我下次再中一个给你看！（编辑：东雪)

                                                                                               ——转自2007-09-17 　 南方都市报　 望三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槃，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中法朋友们，你们好！ 　　

我想首先感谢巴黎人民和巴黎市警察局给了我们今天这次机会让我们聚集于此。这是罕见的一次，也是欧洲和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华人集会。　　

我想代表从别的城市，乘坐大巴、火车和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自费赶来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很多朋友没有能与我们相聚于此，但是我想替他们表达他们与我们一样的对中国、对法国、对法国人民，以及对中法友谊的关注。

在这次对中国的妖魔化的扭曲报道事件中，我们，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我们感觉很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不怪法国人民，因为造成这样结果的责任人不是你们，而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职业煽动家。 　

像所有行业一样，记者和媒体有自己要遵守的职业道德。媒体要求公正，客观，对所报道内容的核实，以及评论的适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诽谤和诬蔑，没有证据地责难，扭曲事实。 　　

在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报道中，一些记者超出了他们原本的报道角色，完全变成了自认为拥有绝对真理的批判家，甚至把事件可笑地简单化。一个弱小而善良的受害者和一个巨大而残忍的暴徒。他们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这样人为地被分配好了。 　　

然后，记者们找寻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证明这两个角色。比如说，选择性的阐述历史，认为中国的革命对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侵略”，而故意不说95%受煎熬的藏人的黑暗的政教合一，把尼泊尔的警察当成是中国警察，用几十年前的照片来说今天的事情，传播根本没有验证的信息，比如根本没有可信度的所谓死亡人数，以及选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口述。　　

那些外国游客的描述，和他们拍到的视频让我们看到暴徒对无故路人进行令人发指的暴力，没有一个媒体说这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更有甚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制造并强迫人们接受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和公正证据的“血腥镇压”的假设。 　　

媒体很少邀请中国人在节目中阐述他们的观点，即使有也是把他放在被告的位置上，而另一方的则是在数量上几倍于他的“法官”。是，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里不允许记者入藏，但是不能捏造不知道的事情。 　　

这种处理西藏暴乱信息的方式，是一种媒体暴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行为，一种话语权的霸权，一种扭曲事实的宣传，一种无耻的欺骗。 　　

首先受害者是法国人民，他们是多么的具有怜悯心和博爱，他们相信媒体，可不幸的是，他们被操纵和欺骗了。 　　

西方的信息模式本来还是人们的一种效仿模式，它现在不再是了。没有人有权力操纵大众舆论，不能在中国，也不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是在所谓言论自由模式中的另一种压制言论自由的方式。 　　

还有一些作为法国精英的政客的思维惰性，让我们无比震惊。 　　

所谓人权，对某些人来说是圣战的号角，和一切有政治目的不负责任的煽动的盾牌，比如说对于罗伯特·梅纳尔（“无疆界记者”组织主席）。为什么此人在官塔那摩监狱里的酷刑不断重复，在伊拉克人被美军士兵侮辱的时候消失了？ 这是不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明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止了对“无疆界记者”的支持，在一份公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解释说，无疆界记者多次在无客观所言地报道某些国家的过程中丧失了记者职业道德。 　　

为什么呢？ 　　

从互联网上，同时也是我们的罗伯特先生承认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无疆界记者”的财政支持是源于一些与美国中央情报关系密切的组织。 　　

我们，海外的中国学生，我们很心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并不怨恨法国人。 　　

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经验与信息交换的桥梁，我们也是这场文化、思想，尤其是政治冲突最先的受害者。

在国内的中国人非常相信我们这些留学生对国外的见解。他们对于国外的认识和印象取决于这个留学生群体的感觉。 　　

面对捏造或者说传递虚假消息的西方媒体的指责，我们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开始反击，在互联网上辩论并呼唤报道的真实性。我们都注意到，被某些媒体 “喂饱了” 的有些法国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偏见。 　　

在抵制奥运，抵制中国，所谓自由西藏的叫喊声中，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审视和不信任正在增长。中国政府的努力还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说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和说它是世界上最差的同样可笑。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从我们年幼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自由度不断开放的环境中。 　　

我们很惊讶，在这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刻，在这个我们生活比以前更好的时候，国外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想把我们从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中“拯救”出来！ 我想问，你们以前在哪儿？我们这些在西方求学的中国人，我们对未来充满了自信。的确，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我们，我们中国人，更是对这些进步的实现有着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有另一种文化，另一种历史，另一个体积。社会学不是一种像数学精确的科学。在这方面，要成为一种 “普遍的典范” 有太多的变数。 　　

来中国吧！来看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一个很多西方媒体不会展现给你们的中国，来西藏吧！用你们的眼睛来见证那个所谓的“文化灭绝”，是否这种灭绝真的存在，是否藏语正在“消失”，那些喇嘛们是不是可以自由的信仰他们的宗教，西藏人是不是比在达赖的神权统治下过得更好！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西藏人聊聊，谈谈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佛教天堂”。我们需要直接的交流，更多的知识交换，我们会继续对此作出贡献！ 　　

我们中国留学生支持奥运，支持奥运在中国举行，这个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有资格承办奥运会。 　　

奥运是属于谁的？奥运是属于您的，属于我的，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大家，属于全世界的人民。这不是一场政治游戏。亲爱的政客们，反对中国的那些政治势力的走卒们，请停止你们对于奥运的污染。 　　

中国作为东道主国家，想为全世界人民送上一份最好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呕心沥血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天。他们正敞开怀抱欢迎世界各国的人们。 　　

当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传递的时候，所传达的是同一条信息，那就是欢迎你们的到来，中国人民期待和你们一起庆祝这个充满人性关爱的盛会。　　

当有些媒体提到，这次圣火传递失败是给中国的一记耳光。当代表着爱与和平的圣火，受到一些专门抗议者的侮辱行径时，我认为这确实是一记耳光，但不是给中国的，而是给中国人民的，给法国人民的，给全世界所有热爱奥运的人民的。 　　

很多法国人似乎对中国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直接和我们沟通，通过我们，热爱并希望巩固中法友谊的桥梁，来进一步了解中国。 　　

中国和她的文化注定了我们爱好和平的本质。自秦朝统一六国后，中国从此结束了原来分裂的状态，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我们便属于一个大家庭。　　

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的高度。这会令人担忧？但是文化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当你们在中国饭店使用筷子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向你们充分地展开它的怀抱。 　　

妖魔化中国只会让中国人愈发远离西方世界，只会加剧人民间的距离。　　

请让我们好好沟通！　　

我们想给你们其他一个信息。我们中国留学生，非常诚恳地希望中法人民之间不要有敌对情绪，因为不管怎样这都是不理性的，也是没用的。了解两种不同文化的我们，希望成为这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一个信息沟通点。我们向你们诉说的是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我们同时也会传达法国人民对中国善意的关注。请相信我，这座桥，将会前所未有的坚固，特别是在这种极度令人遗憾的现状下。 　　

我亲爱的法国朋友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所有人的到来，甚至那些想“在北京制造混乱”（一个欧洲议会议员的言论）的人。我们将会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好的保险公司，为他们提供一种包括所有民事责任的保险。 　　

让我们北京见吧，亲爱的朋友们！ 　　

谢谢，非常感谢！

   他擅长权术，足谋多智，从三级佃农之子，摇身掌控八年台湾命脉；他权力来得太快，又个性逞强，有着政治青春期的好胜和斗狠、逆反心理；他的身上，打满了台湾八年的风雨记忆。

陈水扁　向春/图 

    凯达格兰，激情广场

    5月20日，如果没有意外，陈水扁将搬出“总统府”。在那里，他已经待了近八年。

    八年，台湾这片已经充分民主，但又属于非常态民主的土地，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他并不甘（或许是不敢）放下手中的权力。3月19日，在重返2004年枪击案现场时，他说，他不会交棒给一个“绿卡总统”，但第二天旋即改口。美国的施压、民主体制时间一到就得走人的游戏规则，让他无法恋栈。

    “总统府”前不远处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这里一头连着位于中山南路的前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头连着原名“介寿馆”的“总统府”，它本是国民党连接两大权力枢纽、使党政合二为一的最短直线距离。但自从2000年以来，两大枢纽相继易手，“总统府”被陈水扁入住；为了显示彻底的“洗心革面”，2005年马英九担任党主席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被挪出来作为公益场所。

    而凯达格兰，也从权力的通途，变为国民党人多次示威、集会的广场。街头政治，对于洋装革履、久居庙堂的国民党人是陌生的。在李登辉下台前，黑金与政治的共生结构，使他们习惯于密室内的私相授受，而非票箱检验；长期掌握政权，也使他们不知道怎样与选民打交道。

    国民党在很多地方需要向对手学习，最好的老师就是陈水扁。以三级佃农之子的苦出身，陈水扁凡事皆力争第一，1970年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系，又以第一名从该系毕业；他曾是全台最年轻的律师，在“立委”期间，也被媒体评比问政绩效第一名；担任台北市长，又获评全台县市长第一。

    在身份上，他不仅代表着台湾人“出头天”的形象，更在于他善于选战，以凌厉的攻势、极富煽动的语言和出其不意的策略，响应选民的内心激情。

    他出身律师，工于计算，一切以胜选为目的，以至能在2000年成为民进党第一个吃到“总统”大位螃蟹的人。

    民进党教会国民党怎么运用民主选举法则。在凯达格兰，国民党人慢慢学会了怎样动员百姓，怎样使民众发声，并且使“总统府”内的那个人听到。2004年大选后，不满于选情被两颗子弹改变，连战、宋楚瑜率泛蓝民众聚集抗议，使美国多日不敢贸然发贺电恭贺陈水扁再次当选，亦使陈水扁躲在府内数日噤声。

    而习惯在街头横冲直撞、穿着草鞋的民进党人，这八年来也换上西装，开始学习做“在朝者”。但这些年来，他们从不忘草根政党的激情政治。陈水扁不忘他擅长调动民众的拿手好戏，族群牌、悲情牌屡屡打出，这是他制胜的法宝。凯达格兰，依然是民进党人的根据地。朝野不在议事厅上解决问题，而常常在街头拼人气、争高下。

    这八年，乃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近身巷战肉搏，朝野的冲突不断。

    3月23日，2008“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在面对采访时，不小心把“上任之前”讲成“如果我当选‘总统’”，不过他立即反应过来，“喔！不，我即将是‘总统’了。”

    相比马英九的反应敏捷，有论者认为，陈水扁从来没有从“总统”候选人转型为“国家领导人”。他依然习惯于以选举思维治政。

    而这，正是八年以来台湾朝野冲突的一条主要根源。

“总统府”内的权力囚徒

    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初，台湾民众曾以70％以上的支持率，期待他在施政上大有作为。他起用国民党籍人士唐飞做“行政院长”，也未尝不显示政治谦卑和朝野共治的努力。“新中间路线”也一度是他所心仪的。

    但一位北京的台湾问题专家认为，2000年的民进党并不具备执政能力，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分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民进党当时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也不具备全面执政的能力，仓促中就上阵了。

    的确，好景不长，核四风波、以及来自党内深绿团体的掣肘，加之党外批评声的刺激，他越来越回复民进党基本路线。他本是泥地里长大、权力来得太快的孩子，有着政治青春期的逆反心理。

    而当年蒋介石、蒋经国威权时代的宪政体制，规定了“总统”享有无上而广泛的权力。虽然在由威权转为民主的过程中，引入了反对党竞争机制和选举机制，但“超级总统”依然于法可依。几年下来，国民党逐渐扩张“立法院”优势，然而“总统”的行政主导权仍旧无远弗届，奈何不得。

    从派系林立的民进党杀出重围的陈水扁，早已熟稔如何运用和支配权力。在其治下，光“行政院长”，就从唐飞、张俊雄、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再到张俊雄换了六任，其他官员更是更迭频繁。至于党内，谢长廷、游锡堃、苏贞昌等“天王”都一一掌控过党机器，他本人更是每到紧急关头，几度兼任，实行党政合一。

    他享受着超级权力带来的快感。“美丽岛受刑人”世代早已主动或被动出走，以阿扁领头的“美丽岛辩护律师群”全面掌权。三位党主席，许信良发表“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要继续向前走”公开信，宣布脱党；施明德因路线与扁不一，主动退党；林义雄在把阿扁扶上马后，亦不管身后之事。民进党如陈文茜所言，由所谓革命理想家年代进入庸俗政客时代，又如沈君山所言，“社会在经历一场革命时，播种者和最后的收割者往往不是同一批人；两者也许在激烈的革命过程当中偶然交错、重叠，但随后，播种者上断头台，收割者俯身拾起稻穗。”

    陈水扁是那个最大的收割者。但他在权力平衡上应付自如，恰恰反映出其施政机制的失灵。朝野恶斗，使得很多民生法案被耽搁，频繁地更换行政首长，又使得很多政事难以为继。

    一位台湾专家称，陈水扁民主素养不足，仿佛明末李自成，坐上了江山很快就腐化。把民主理解成这种轮流坐庄，完全违背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和基本价值。

    最要命的，是民进党快速掌权后的加速腐化。不仅频出王世坚、杜正胜、谢志伟这类的政坛“活宝”，破坏政治伦理，且民进党长期纵容这些人呆在位置上；另外，贪腐当道，更成为“扁政府”给外界的主要观感。2005年以来，陈水扁家族爆发系列弊案：扁婿赵建铭涉及台开内线交易案，扁妻涉及太平洋SOGO股权案，阿扁本人也涉及“国务机要案”，台湾“第一家庭”俨然变成掘金大户。

    虽然“深绿”还可以互相抱着取暖，虽然被基本教义绑架的人群还会“含泪投票”，但丧失创党“亲民、爱乡土”理念的民进党，已经在几次选举中被泛绿和中间选民抛弃。2005年年底全台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败；今年元月“立委”选举，国民党斩获81席，民进党仅获27席，泛蓝掌握罢免“总统”、修“宪”之权；此次“总统”大选，谢长廷大输马英九221万票，照著名政论家胡忠信的话来说，民进党几乎“输到脱裤”。

    据台湾民调显示，此次大选，四成九以上民众认为陈水扁应为民进党败选负最大责任。台湾《联合报》就指出，“这早已超越选战技术层次等问题。……个性温和的台湾人让政治天平一面倒向国民党倾斜，恐怕只有一个结构性因素可以解释——民众要惩罚陈水扁。”

    在台北大学的江岷钦教授看来，“身为台湾之子，他没有为台湾民众谋求更多的经济民生利益，只是为了民进党的私利，采取封锁政策，让台湾人民生活，平均所得停滞不前。也正因如此，台湾的民众这次用选票选择了改变。”

    多年来，陈水扁一度无人敢于拂其锋，即便明知他已成票房毒药，但民进党天王们从来不敢大胆与其切割，因为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结构。

    只有他昔日的战友施明德站出来，指出他是叛党者。

    2006年9月9日，施明德发动百万人齐集凯达格兰大道，以柔性力量展开“围城之战”，仿《圣经·约书亚记》“七日倾城”故事，包围“总统府”。

    站在这个“荣耀我也羞辱我的广场”，施明德对陈水扁喊话：“从‘总统府’中警车开道，浩浩荡荡驶过广场的人啊！你也可以站到广场中央，叫一次自己的名字，再叫一次！再一次！鸡鸣以前，你可以叫三次。”在《民主进步党还是民主退步党》日记中，他说：“我可以坦坦荡荡地告诉阿扁以及民进党内的昔日战友们，我准备发起一百万的台湾人民静坐‘总统府’前，请阿扁下台，因为他已经不适任‘总统’。我将运用的战术，就是我们当年对抗国民党的战术……我将试探你们‘巩固领导中心’多年后是否已经弓马废弛，武艺荒疏？我将逼问你们，民主进步党还是民主进步党吗？在民进党即将失去昔日骁勇的此刻，……我将号召民进党内残存的党魂。我愿意事先提醒你们，我昔日的同志们，你们必须脱下西装应战。”

    倒扁不成后自囚的施明德说：“坐在‘总统府’里的那个（陈水扁）是囚犯，自囚在房里的那个（施明德）获得了自由。”

在坚果壳里做王

    台北市的城市布局，以忠孝路、仁义路、民权路为主干，另一大特色就是，中国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它一样，拥有那么多以各省份或城市名字命名的道路。当年，蒋介石“勿忘在莒”，以所谓“复国”为后半生要务。虽偏居一隅，面对“湖南”、“陕西”等路，依然有坐拥天下之感。

    而这几年来，不停制造政治纷争、个性逞强的陈水扁，待在“总统府”内，与蒋介石一样，正应了《哈姆雷特》中所说的：“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阿扁是反蒋的。2005年初“终统”后，他改“介寿馆”为“总统府”，而早在1994年台北市长任上第一年，他就改“介寿路”为凯达格兰大道。

    与蒋介石一样，他拥有重新命名的权力。

    撤除“大中至正”匾额，改“中正纪念堂”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并且在堂内饰满野百合，引发蓝绿冲突，连“野百合学运世代”也发动静坐，认为他玷污了野百合精神；他向军方持续施压，撤两蒋陵寝卫兵；大面积拆除、销毁蒋介石铜像，乃至“经国号”战机亦被改为“雄鹰”，桃园中正机场改为台湾桃园机场；“国军”改称“国防军”；在去蒋化运动的鼓噪下，蒋介石官邸“草山行馆”遭焚毁……

    “去中国化”运动中，“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以致某些邮路不通；将“中”字头公司一律改为“台”字头公司，以致某些公司长年累积的品牌效应大打折扣；改历史教科书，使“国父”孙中山变成“外国人”；他逢“中”必反，以至蓝营“立委”沈智能质疑，其子陈致中是否要改叫“陈致台”？

    每当外界关注其弊案或施政无力时，就有政治争议话题被抛出，以转移目标；每逢声势下挫，他即用“中国人”和“台湾人”来划分族群，强化本土本位主义。

    “当所有进步价值都消失了，‘本土牌’变成扁惟一护身符。”“大陆新娘、外籍配偶，都在这样的敌我分辨下被排除了，民进党成为狭隘的闽南沙文主义政党。”台湾《联合报》如此评论。

    而陈水扁的道路更渐趋狭窄。此次“大选”，谢苏大输马萧221万票，虽然显示绿营基本盘还在，但抹红、打大陆威胁牌已然失效，绿营仅守住高雄县、屏东县、台南县等5县市。以至于有观察人士称，陈水扁固然曾有过不少分裂族群言行，但他8年的糟糕政绩，又掩盖了族群裂痕，以至出现绿转蓝。

    而曾经有助选天王之称的陈水扁，经2008年，被证明已真正跛脚。谢长廷避其唯恐不及，他只能在3月10日，回到他的故乡台南县，用苦行的方式“走出台湾的前途”。

    他常常声称帮台湾人背着十字架，但他的身后，已经追随者日稀。

    回顾其8年执政，北京一位台湾专家认为：尽管距离人民期望很远，但陈水扁不是一点事情没做。比如小三通、春节包机。但后来又变了。越接近选举越倒退，缩回去了。

    此专家也指出，陈水扁对人权、法治精神还是有所坚持。台独基本教义派甚至想定这样一种法律，限制外省出生的人选总统。但陈水扁说这不是民主。对白色恐怖期受迫害的人给予赔偿，包括“二二八”事件，陈水扁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这次选举的最大意义，就是告别陈水扁时代——将价值的错乱，将粗鄙的言行，将不能饮水思源的、国际眼光缺乏的、封锁政策的、意识形态的陈水扁隔绝在历史的记录里面。”江岷钦教授说，“他变成了一段历史，这8年的历史里，他的名字永远存在。”

    3月22日，沉默的一夜。陈水扁没有出来面对媒体。而外界却很热闹，待他卸任后，将面临“最高检”重启“国务机要费用案”庭讯。丧失刑事豁免权的他，将去往何方？

    没人能够肯定地判断他的去处。

    去年，他在高雄花费3600万新台币购置“皇苑人文首玺”豪宅。那处豪宅的门牌号，正是228。他是否依然要把自己的后半生，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所包裹，才有了安全感？“人文首玺”豪宅附近有左营军港海军航空基地、寿山军区、装甲部队和空防部队，一旦紧急，他从家中密道直通顶楼只需30秒钟，并可搭乘MID500反潜机至左营军港或寿山军区逃命。

    但从法理上来看，他有可能会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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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

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伪齐铜印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岳飞像

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高宗给岳飞的手札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岳飞手迹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

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抗金义军印信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ｑíｘ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墓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文章摘自《正说宋朝十八帝》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

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祟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

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达赖。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汉语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则是蒙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

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系统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因此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1938年冬，在青海寻访到“灵童”，被认为是达赖转世的化身。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

据说，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以下三点精神：①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②乃穹（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②热振（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观海，海内现一农家，位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费时二年之久。果然在青海寻获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竞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亦不一致，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1939年7月，灵童自西乡启程，10月初抵藏。抵拉萨后，西藏僧俗欢喜若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赡礼者，逾数万人。后抵罗布林卡，受西藏官民公开朝拜。参拜时，或献五供，或献布帛，或献金钱，均由专司喇嘛接收。灵童高坐上位。总堪布旁立侍应。拜者献物后，即趋至灵童座前，以头就供桌，灵童或摩之以手，或举拂尘略拭其发，或竟置之不理；受摩顶者庆幸可以超脱苦海；被忽略者，惟自恨轮回未尽。参拜后，藏民退出，藏官则围坐殿内，由喇嘛二人，各以巨壶盛酥油茶，以巨罐盛米饭，分给在座者。藏官均于怀中取出木碗，接茶少许，尽力饮之；饭则用于抓食。据说此为佛赐，食之可以长生。

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委员长主持灵童坐床典礼。灵童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他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起立，向灵童叩首。经过诵经等程序后，给灵童戴上一尖顶黄缎僧帽，表示加冕之意。从此以后，灵童便可正式称达赖。

小达赖渐渐长大，在专职经师的教育下学经习礼。学经的生涯是辛苦的，他每日的功课是研究显、密两宗教义，搞清各世活佛及佛教的历史，背诵经文。

达赖转世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 观察达赖圆寂时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

2. 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

3. 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4. 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将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5. 派大德高僧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

6. 摄政将卜征和湖上显征绘成图，派出许多大德高僧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

7. 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卜征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

8. 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

9. 摄政择吉日邀请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均、曲均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

10. 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连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

11. 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那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

12. 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

13. 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

14. 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

15. 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十大呼图克图，是格鲁派内有“国王化身”之称的大活佛，地位仅次干达赖、班禅，在达赖年幼时，有资格出任摄政王等高官。

关于梅兰竹菊对梅兰竹菊的诗一般的感受，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为背景的。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中国文人以其为"四君子"，正表现了文人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有节，菊冷艳清贞。中国人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负载了自己的一片真情，从而使花木草石脱离或拓展了原有的意义，而成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隐喻。

大凡生命和艺术的"境界"，都是将有限的内在的精神品性，升华为永恒无限之美。梅、兰、竹、菊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咏物诗和文人画中最常见的题材，正是根源于对这种审美人格境界的神往。

一、梅

咏物诗中，很少有以百首的篇幅来咏一种事物的，而对梅花完成"百咏"的诗人最多。梅花最令诗人倾倒的气质，是一种寂寞中的自足，一种"凌寒独自开"的孤傲。它不屑与凡桃俗李在春光中争艳，而是在天寒地冻、万木不禁寒风时，独自傲然挺立，在大雪中开出繁花满树，幽幽冷香，随风袭人。

从梅花的这一品性中，中国诗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模式，就是那样一种"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所以诗人常用"清逸"来写梅花的神韵，如宋代"梅妻鹤子"的林和靖那著名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清逸"不仅是古代隐士的品格，而且是士大夫的传统文化性格。梅花所表现的正是诗人共有的一种品质，因而诗人倍加珍爱。

梅花以清癯见长，象征隐逸淡泊，坚贞自守。那"高标独秀"的气质，倜傥超拔的形象，使诗人带着无限企慕的心情，以一往情深的想象，盼望与梅花在一起深心相契的欢晤："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的冷香色，含蕴着道德精神与人格*守的价值，因而深为诗人所珍视。

二、兰

空谷生幽兰，兰最令人倾倒之处是"幽"，因其生长在深山野谷，才能洗净那种绮丽香泽的姿态，以清婉素淡的香气长葆本性之美。这种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幽"，不只是属于林泉隐士的气质，更是一种文化通性，一种"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风格，一种不求仕途通达、不沽名钓誉、只追求胸中志向的坦荡胸襟，象征着疏远污浊政治、保全自己美好人格的品质。兰花从不取媚于人，也不愿移植于繁华都市，一旦离开清幽净土，则不免为尘垢玷污。因此，兰花只适宜于开在人迹罕至的幽深所在，只适宜于开在诗人们的理想境界中。

宋人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中（今苏州），为表示自己不忘故国，坐卧都朝南方。常画"露根兰"，笔墨纯净，枝叶萧疏，兰花的根茎园艺，不着泥土，隐喻大好河山为异族践踏，表现自己不愿生活在元朝的土地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气节。寥寥数笔，却笔笔血泪。倪瓒曾为其题诗："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所以，诗人爱兰咏兰画兰，是透过兰花来展现自己的人格襟抱，在兰花孤芳自赏的贞洁幽美之中，认同自己的一份精神品性。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凉爽的闲庭中，翠竹依阶低吟，挺拔劲节，清翠欲滴，婆娑可爱，既有梅凌寒傲雪的铁骨，又有兰翠色长存的高洁，并以它那"劲节"、"虚空"、"萧疏"的个性，使诗人在其中充分玩味自己的君子之风。它的"劲节"，代表不屈的节*；它的"虚空"，代表谦逊的胸怀，它的"萧疏"，代表诗人超群脱俗 。

三、竹

竹在清风中簌簌的声音，在夜月下疏朗的影子，都让诗人深深感动，而竹于风霜凌厉中苍翠俨然的品格，更让诗人引为同道，因而中国文人的居室住宅中大多植有竹子。王子酞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朴实直白的语言，显示出那悠久的文化精神已深入士人骨髓。

四、菊

如果说，冬梅斗霜冒雪，是一种烈士不屈不挠的人格，春兰空谷自适，是一种高士遗世独立的情怀，那么，秋菊财兼有烈士与高士的两种品格。晚秋时节，斜阳下，矮篱畔，一丛黄菊傲然开放，不畏严霜，不辞寂寞，无论出处进退，都显示出可贵的品质。

两千多年以来，儒道两种人格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多怀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尽管世事维艰，文人心中也有隐退的志愿，但是，那种达观乐天的胸襟，开朗进取的气质，使他们始终不肯放弃高远的目标，而菊花最足以体现这种人文性格。咏菊的诗人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的屈原，而当晋代陶渊明深情地吟咏过菊花之后，千载以下，菊花更作为士人双重人格的象征而出现在诗中画里，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与诗人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相契合。因而对菊花的欣赏，俨然成为君子自得自乐、儒道双修的精神象证。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绝不是一个学问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赵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公元956年，为了争夺淮南江北地区，后周大将赵匡胤率领大军与南唐守军在滁州打了一场恶仗。由于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大获全胜，为他日后的帝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此以后，赵普便被视作心腹，如影随形地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宋朝建立后，赵普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又辅助宋太祖统一了南中国。到了宋乾德二年（964年）赵普被任命为宰相，晋封为韩王。

赵普一生先后三次做宰相，这在宋代并不多见。按理说，赵普身居宰相高位，又是颇受倚重的开国元勋，只须照章办事即可功德圆满、善始善终，可是，赵普的仕途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概言之，赵普的后半生是：因专横跋扈而受制约、因贪图钱财而受猜忌、因不学无术而受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罢黜。就其秉性来说，来自大臣的不满，来自皇帝的约束、猜忌，甚至是罢黜，都不是不能忍受，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君臣上下对他的轻视。而“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为相时的一句牢骚不平之语。

宋初君臣认为，鉴于五代时期“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群犬交吠”般纷乱政局的根源在于藩镇拥有重兵，不受中央节制。而要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就必须“兴文教，抑武事”。为了培养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学，教养多士”，还迅速恢复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加紧选拔文人充实各级官僚队伍。宋太宗更是明确提出，要“与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风。

相形之下，赵普的学力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曾多次向赵普问及前朝制度，他都无以对答。最使赵普难堪的一件事发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经过是：“乾德建元，太祖谓古所未有，韩王（赵普）称誉，卢（多逊）曰：‘王衍在蜀，曾有此号。’太祖大惊，以笔涂韩王面曰：‘尔怎得及他！’韩王经宿不敢洗”。这段话出自赵绍祖《读书偶记》，《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也记载此事，却多有不同，言太祖还说了一句话：作相须读书人。分明是说，你赵普并不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读书人就不能做宰相。如此看来，赵普后来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这是他自当年滁州之战结识赵匡胤以来，第一次远离政治中心。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赵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赵普由野入朝，几年间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赵普昔日不学无术的劣势也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君臣们也越发认为赵普的学养不够了。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原生态”。从赵普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完全是一种牢骚不平之语：言外之意是说，我读书范围是不出《论语》一书，可我当年能够靠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仍然能够靠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现今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哪个又能有我的功劳大、能力强呢？——恐怕这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那么，赵普的一句牢骚话何以会如此引人共鸣、传之久远？依笔者浅见，一为《论语》一书影响之广，一为“治天下”之意识深得士子之心。《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自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到了东汉因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变成了“七经”，这是《论语》第一次跻身于“经”；到唐代变化较大，除了《诗》、《书》、《易》不作变动，将《礼》分作《周礼》、《仪礼》和《礼记》，另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作“九经”，《论语》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到了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但是，即使同样是“经书”，也要依照篇幅长短划分等级，《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作是“小经”，所谓“小经”就是“大经”的辅助读物，而更多的时候，《论语》是被当作“经”之下的“传”或“记”来看待的。所以，《论语》一书长期作为妇女儿童启蒙课本使用，唐代墓志记载不少妇女居家“常读《论语》”，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诗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诗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后期，赵普在滁州乡下对村童教书，授课范围想必不出《论语》，自己只知道《论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影响深远，《论语》历史性地提升到“大经”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所以赵普这句话备受学子关注。

其次，儒家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学以致用；要为帝王师，主张“格君心之非”。南宋时期的事功学派坚守了这一点，赞赏“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后世对这种天下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优点。所以，赵普的“治天下说”能够引起士人的强烈共鸣。

综观赵普个人的“功名事业”，可谓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终，而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牢骚不平之语，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奥妙，耐人玩味。（栾贵川）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匍匐在地，任人践踏欺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于地，辗转于途，左突右冲，上下求索。经历了一百年山重水复的中华民族，如今是一个站着的民族。

趴着和站着之外，还有一个跪着的的状态。但这状态不属于自强不息、勤劳不辍的广大民众，不属于取经求法、蹈火赴汤的志士仁人，而专属于一部分失心丧志、依草附木的政治文化精英。这些人不光双腿跪着，双臂还抱着，抱着一条腿，一条西方的腿。跪抱在这一百年里既是一个事业，也是一个产业。李安执导、取材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色戒》，就是近代跪抱业的最新作品。

近代的跪抱业源于中国对西方的暂时劣势，兴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至抗战而进入第一个黄金期。面对西方的高徒日本，汪精卫抗着抗着膝关节一松，双臂一张，变为跪着抱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原本就东抱西抱的人物，也纷纷化作藤类植物，盘绕在东洋的军靴上、挺进在中华的大地上。周佛海后来发表的日记中随“汪主席”访问满洲国的两则非常有趣。汪主席青年反满，“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险些侧身中华英烈。中年以儿主席见儿皇帝，想必不胜今昔、夷夏、主奴之慨，日记写汪回旅馆“大哭一场”。而陈本人则感叹当年与溥仪有云泥之隔，如今几把椅子平起平坐，还谈笑风生呢！小人得志之态跃然纸上。对于周，抱日本腿相当于乘电梯，跪就是飞。汪伪其他角色也都因跪得抱，因抱而飞。那个丁默邨一抱共产党没抱出名堂，再抱国民党没抱出起色，三抱日本裤管就抱得青云直上了。还有胡兰成，从妻儿都养不活的落魄穷书生一跃而成了“和平运动”的高干。只是势比人强，日本战败，放下军刀，军靴还没脱，缠绕在上面的植物就竞相化作动物，“起义”的起义，奔窜的奔窜。其下场或绑赴刑场，或庾死狱中。陈公博逃到日本原打算做赖昌星，结果被引渡回来，临刑前向兔死狐悲的狱友们拱手：兄弟先走一步了。忘了是赭民宜还是梁鸿志，大概是悔不当初一念之差没将文人进行到底，在刑场上做起了绝命诗，最末一句没出口子弹就到了。《色戒》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丁默邨，本来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类人兽，过不惯大牢的圈养生涯而想往自然野生环境，保外就医去游玄武湖，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给毙了。

属胡兰成运气最好，他一面逃死觅生，一面沾花惹草；收下张爱玲送来的扶贫款后便把张从“他的女人们”中做了末位淘汰。张也不怨胡——胡跪日，她抱胡，都是跪抱业中的同事，如今双双下岗，都属弱势群体，该同病相怜才是。到了1950年代初，张准备赴香港而抱美国，胡则二抱已跪了美国的日本。张在这承先启后的日子里抚今思昔，创作了小说《色戒》。在小说中，她将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体会做了整合，形成日后闻名遐迩的张氏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经暗道取了芳心，爱情就会升华，升到不论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这个定律实际是要说：跪抱集团的利益大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但小≥大的道理很难说通，厉以宁、吴敬琏他们说到今天也没多少人相信。没人信那就换个说法，说下半身高于上半身的道理。下比高高听着别扭，那就说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这个道理从管仲到马克思无数先哲都讲过，而且也比较符合人们的日常感受。猪肉价格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道理，就算猪不承认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会承认。那么好，中国近代的跪抱集团就从这儿说起：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并没中断传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说，没抗战也会有性交，可见性交比爱国、民族大义、“心的长城”更长久、更基本、更普适吧？我们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性交，禁止我们性交就是否定人类的基本价值吧？还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对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杂念，也应该一视同仁吧？这样的歪理不适于直说，所以跪抱集团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但该集团的文艺战士就不一样了。通过把一个舍生取义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阴道/阴茎为轴心的欢喜佛，小说家张爱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小我挂帅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业的死难烈士如丁默邨虽然没有彻底解放，但也从宽处理了。艺术的力量还不止于“解放”，张从汉奸婆娘的木笼升迁到永恒情爱的祭坛，成了一只洁白的羔羊。当鲜血像诗句一般从羔羊颤抖的身体里汨汨流出时，当张爱玲、胡兰成之流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时，历时八年、陷中华民族于血海的那段痛史惨然失色――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热烈翻滚或翻腾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张爱玲这篇万把字小说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其龟缩蛰伏的时间与新中国严丝合缝。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新中国有百端不是，但新中国腿是直的，胸是挺的，头是昂的。她不但让欺我辱我的西方强盗欲近不敢，欲远又不舍，而且一举查抄、取缔了近代跪抱行。新中国以文革失败而落幕，当大幕再启时，中华民族改变了发展路线，但没改变民族复兴的目标，没改变万马奔腾的气势。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辨证过程，无血性、无志气、无眼光的三无一族也乘时而起，松膝而跪，向着正西张臂合抱，顶礼膜拜，使一度倒闭的近代跪抱业再度中兴。张的《色戒》在这节骨眼上问世具有象征意义：近代的跪抱业要继往开来，实现新老交接。

大陆八十年代的跪抱新一辈，因有三十年的断档，缺乏与西腿互动的经验，基本等于白手起家，像袁伟时教授虽已颇有了年纪，论跪龄却不比小余杰大多少。这些人干劲有余而技法不足，毛手毛脚，往往过犹不及。西腿固然肯定其动机，但未必受用其效果，一踢腿扬尘而去、重整裤线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新一辈迫切需要老一辈的传帮带。可大陆上的老跪抱，经镇反肃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烧锅炉，或转业收破烂，多年不实践，膝盖都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年代飘洋过海的华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练的精湛膝艺，责无旁贷地为大陆的跪抱后学传道授业解惑。如夏志清，膝盖上的老茧足有半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厚，艺高而胆大，竟用一根英制皮尺将张爱玲吊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如今又论证唐诗不如英诗，嫌四行八句太短，就好像他是为芝加哥公牛队在中国物色球员。夏志清、余英时这些老先生说来也是饱学之士，怎奈知识为姿势所误，一叶之障，学问到老未近中和之境，一崴一崴倒像中风后的偏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发挥余热，出任大陆跪抱帮的海外亲友团。海外亲友团的助力并不来自学养，而是来自美元跟人民币1：8甚至1：10的比例。这个亲友团里有位龙应台女士值得提及。龙女士嫁了德国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国女人，她明白大陆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随身带着U盘，随时准备让中国拷贝她老公的幸福国家。龙处在热力超常的年纪，四海之内只要事关跪抱，她就事事关心。前年袁伟时教授由于跪得太猛将《冰点》跪破，只见龙女一跃而至，杀声震天，就好像李铁牛劫法场。以龙的浅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来最适合婆媳相争或妯娌相扑，居然就做了大陆的现代文明教练员和民主政治督查员。原因无他：台湾跪得早、龙女抱得早。

有了海外亲友团的辅导呵护，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国的跪抱新一辈很快实现了从急于跪抱、勇于跪抱向善于跪抱、巧于跪抱的转型，并以此将近代跪抱事业推向第二个高峰。这次冲顶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识精英——官僚和资本家还真没他们锲而不舍、丧心病狂。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应，虽然不一定设了组织部，但组织化程度却接近红枪会。历史和影视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坊。在史学工作坊，他们以“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为由，为历史上的侵略者汉奸逐一落实政策，对于民族英烈则不断打各种小报告。他们还以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名，把历史“还原”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将涉及历史本质的大是大非排挤出局。历史的大是大非排挤走了，现实的大是大非无依无傍，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们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订为七十二式而干瞪眼。在影视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平的导演们，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川流不息，把旧家庭乱伦、共产暴政、破坏恶化之类组装成各类东方的奇形怪状，抱往嘎纳、威尼斯和奥斯卡。不断推陈出新的东方美妞更是他们的拳头产品。银幕上，由于中国男人老在吃补药，中国妇人渴了三千年的阴道，盼什么似地盼着“大得出奇”的家伙来解救。可以说，这样的中国电影已成为西方的另类伟哥，想必是刺激了旅游或“春游”产业的发展繁荣。这帮电影人或精神咸水妹为世界杜撰了一个跪着的中国，一个在进化阶段、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国。而现实中，中国势不可挡的雄起正在挑战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这些导演不像是在为国分忧，以“新和亲”电影反击“中国威胁论”——闹“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套东西。两个工作坊还常常联手，推出亡国乱史的影视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国跪晚了的《河殇》；后来有替中华民族另认始祖的《神舟》；如今我们又看到了《色戒》。《色戒》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李安这个我以前觉得或许比张艺谋、陈凯歌境界高些的华人导演，如此而已。

《色戒》从写作到发表到搬上银幕，前后近六十年，整整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六十年历史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是一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一次壮观的造山运动，即中国大地的再次隆起。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属于站着的事业。跪是没有前途的，跪抱业属于夕阳产业。一些人站不起来了，因为跪抱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就让他们趁着夕阳在山，抱着闪闪金熊闪闪金狮继续跪吧。

                                                                                                         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反腐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矛头直指医疗腐败。评选过程中曾有人担心：反腐是否有悖于“主旋律”精神

■ 这一崇高的荣誉与其说授予我，不如说是授予陈晓兰。

■ 对知识分子而言，知识不仅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 报告文学是一种高风险写作，不仅需要文学素养，需要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思考和剖析，更需要有良知、魄力和胆识。

——确定获奖之后，评委会曾用短信通知朱晓军写一个100字的获奖感言。朱晓军看错了，他写了1000字。由于时间有限，发表感言时这些话没能全说出来。

2004年3月起，南方周末持续关注陈晓兰（右），其“打假医生”的称号也首次出现在南方周末上。2006年，陈晓兰被列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十位候选人之一　　袁云/图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评选中，《天使在作战》是一匹“黑马”。这篇发表于《北京文学》上的报告文学作品仅有三万余字，勉强算得上“中篇”，而其他四部作品无一例外为长篇，且都单独成书。作者朱晓军是大学教师，也是5位获奖作家中惟一的业余作家。

争议之后，全票当选

不过黑马真正的黑是“黑”在题材上。《天使在作战》以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的经历为线索，揭露了中国当前的医疗腐败，矛头直指中国药监系统。

与历届评选一样，“弘扬主旋律”仍是本次鲁迅文学奖评选的指导思想。5部获奖作品，3部作品的题目就很“主旋律”——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军旅作家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以及另一位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征》。另一部《中国新教育风暴》，尽管触及当前教育的种种弊端，但通过呼唤“新教育”的切入角度进行了平衡，似乎也符合主旋律要求。

《天使在作战》无论是题目还是内容，都显得挺“刺眼”。评选过程中有人曾担心，这部作品会不会被认为有悖于“主旋律”精神。

某位评委当即说：《天使在作战》其实是讴歌一位普通医生多年来与医疗腐败的斗争——谁说反腐败不是主旋律？

最后，在正式的无记名评选中，《天使在作战》是五部获奖作品中惟一全票当选的作品——全票当选是来自评委会的内部信息，为了不显得“过于刺激”，评委会对外通常说“高票当选”。

主人公成为全场焦点

10月28日在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召开的颁奖晚会上，报告文学被排在第一单元，这让报告文学评委会副主任李炳银颇为振奋，他认为这是对该届报告文学获奖作品的莫大肯定。

一位与会者这样理解这一安排：报告文学获奖者“有料”。主办者显然担心这次纯文学颁奖会开场就遭遇冷场，小说、诗歌等传统文学项目，今天已很难与普通公众产生共鸣，报告文学则因为贴近现实而容易获得认可。

 事实也是如此，颁奖结束后，有三位报告文学获奖者被主持人留在台上，《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作者党益民讲了作品中一位筑路工人两次“殉职”的故事，引起台下一片掌声。

 不过晚会最大的“包袱”还是在《天使在作战》身上。主办者别出心裁地将主人公陈晓兰请上台去，与作者朱晓军来了一段简短的对话。这位不善言辞的女医生将主持人事前设计的台词刚刚背完，台下就爆发了当晚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此时负责发动观众鼓掌的导演尚未来得及做手势。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首先出场的五位报告文学获奖者中，朱晓军第一个走上台去，从新任作协主席铁凝手中接过奖牌和鲜花。

“打假医生”隐退之际

 陈晓兰在得知写自己的这部作品获奖时，正打算退出她刚好满十年的“打假”事业。

 此前，她刚刚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掌握了一个区政协委员在医院造假药的扎实线索和证据，并与执法单位约定时间前去调查。然而那天她被“放了鸽子”——几位执法者“集体失踪”了。

陈晓兰想想自己这十年，忽然觉得特没意思：通过她的努力，一个个假冒伪劣医疗器械确实被取缔了，然而之后却是更多假冒伪劣产品的问世；她确实促使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多个文件，可她并没有看到应有的效果；在这十年当中，与她打过交道的个别高官确实下了台甚至坐牢杀头，但她看得清楚，“现实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尤其让她灰心的是，随着打假的深入，举报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凭着十年的经验，她自信仍能对付得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其他的举报者显然越来越难了。

接到颁奖会邀请通知时，陈晓兰正在北京，她禁不住著名打假人王海的再三邀请，赴京参加“医疗欺诈现象”研讨会。她顺便找到一位熟悉的记者，问她能不能想个办法，向外界宣布一下她不再“打假”了——事实上，“打假医生”是媒体给她的封号，她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按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反映医院内存在的问题，而打假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事。

陈晓兰想，这样一来，一些因她而紧张的人会松一口气，而她也可以找回曾经的安宁。十年来，让她最无法接受的一个现实是，“许多原本各自发财的造假分子和腐败官员，因为要对付举报者而结盟，从而形成一股更大的势力。” 就在这位记者鼓励她坚持下去时，陈晓兰想起一件事：一个写过我的作家，获了一个什么奖，非让我过去参加，又要抛头露面了，不大想去。记者问她，是什么奖？陈晓兰想了一下：好像是个与鲁迅有关的奖……对方一下子跳起来：鲁迅文学奖？！那可是全国最高奖啊……

在10月28日的颁奖会现场，陈晓兰在台下见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锲，74岁的老人握着陈晓兰的手说，正是受她的精神所感染，《天使在作战》获得评委们的全票支持。

从《家庭》到《北京文学》

52岁的朱晓军是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他一直是《知音》、《家庭》等通俗读物的撰稿人，同时也是一位热爱报告文学的作家。

在报告文学辉煌不再的今天，与许多作者一样，朱晓军某种意义上面临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为一些稿酬高的通俗杂志写作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又在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坚持自己的报告文学理想。

不过这一次朱晓军却将看似不可调和的通俗与严肃统一起来——最初发表在《家庭》杂志的稿子，再经深入采访后上了《北京文学》的版面，并最终拿到了鲁迅文学奖。

朱晓军是在网上看到陈晓兰的相关报道的，他觉得陈晓兰这个人有意思，便讲给《家庭》一位长期合作的编辑听，对方很支持，并顺利申请到资金资助朱晓军做这一选题。

朱晓军原本打算按惯例采访两个小时，结果一聊就收不住了，从早晨一直聊到晚上。

陈晓兰是在上海山阴路鲁迅故居旁边长大的。她的父母是旧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她的父亲陈嵘星听说医院将紫外线说成激光时，愤然喝问：“医生怎么能骗人？”她的母亲屈湘培临终叮嘱道：“晓兰，你是医生，病人不懂你懂，你要保护病人的利益！”

回杭州的路上，朱晓军觉得，这个选题只给《家庭》做可惜了，他应该将其写成一部报告文学。

稿子在《家庭》上发表之后，他将想法告诉了北京文学杂志社的执行主编杨晓升，出乎意料，对方对这个选题比他还要兴奋。

调任北京文学杂志社之后，曾供职于新闻媒体的杨晓升一直重点抓报告文学，他觉得这种文学形式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它远没有展示出应有的生命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杨晓升说他一直关注医疗问题，这样公众关心的热点领域最适合产生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但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线索。

好东西被朱晓军送上门来。朱晓军不无担忧地提到风险——因为这篇稿件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家药监局。杨晓升说，只要你搞到的是事实，不怕。

《天使在作战》在《北京文学》2006年第6期刊出之后，马上有二十余家大众媒体转裁。这在《北京文学》和整个严肃文学界都极为罕见。而本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专门提到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杨晓升顺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这是他上任7年来的第一次。和其他严肃文学杂志一样，苦于经费紧张，开研讨会对《北京文学》是件相当奢侈的事。这次研讨会也邀请了陈晓兰，她注意到，最后一位评论家发言完毕，朱晓军长长出了一口气，眼里浸满泪水。

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委会副主任李炳银对《天使在作战》的评价是，或许在文学性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毫无疑问，它是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一个亮点，甚至“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期待”。

“你这次太幸运了！”

与以前给一些通俗读物撰稿时相比，朱晓军这次所下的功夫当然要多出数倍。但他承认，比起一些多年来呕心沥血、一心期望拿奖的报告文学作家，他要轻松许多。这也让他在“得奖之后一直深为惶恐”。

事实上，以传统主旋律题材为主的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评选中，竞争空前激烈。送审作品共计145部，只有5部作品能够获奖。原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著名报告文学家蒋魏一直未能获得鲁迅文学奖，此次评选中他因为与人合著的主旋律作品《丛飞震撼》参加，按规定应予回避，为了抓此最后的机会，他只能辞去评奖办公室主任一职。但最终作品却未能获奖。10月28日的颁奖典礼恰为蒋魏退休之日，不少人为这位作家遗憾。

 颁奖前几天，在一个报告文学研讨会上，《马家军调查》的作者赵瑜与朱晓军喝酒时说，你这次太幸运了。当年的《马家军调查》轰动一时，但锋芒太露，引起有关方面的不满，最终因作品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奖。后来赵“吸取教训”，与人合作一部《革命百里洲》的主旋律作品，结果获得了下一届的鲁迅文学奖，“我折腾这么多年才获了半个奖，你半路杀出来，一下拿一大奖。”赵瑜说。

名有了，利谈不上

朱晓军承认，此次获奖将可能是他本人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杭州当地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朱晓军获奖的消息，他和其他两位浙江作家，成为鲁迅文学奖问世以来首度获奖的浙江作家。

曾经当过汽车维修工的朱晓军其实是沈阳人，他从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最初是散文，1980年代开始介入报告文学，再后来又给《知音》、《家庭》等通俗文学刊物撰稿。多年来朱晓军一直在黑龙江某杂志工作，2003年调到现单位。在获奖之前，这位被妻子认为“太老实”的作家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母亲也是医生，朱晓军对医疗事业有着天然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使在作战》的“意外”获奖也在情理之中。李炳银笑称朱晓军要“名利双收”。不过更多人认为，鲁迅文学奖给作者的主要是“名”，“利”还远远谈不上。

跟上届一样，此次鲁迅文学奖的奖金是一万元，据说一些开始重视文化产业的省份有了进一步的奖励政策，但额度也不是很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严肃文学创作在资金方面面临的普遍现状。

《北京文学》破例给《天使在作战》开出了千字百元的高稿酬标准，这样朱晓军可以获得一笔三千多元的稿酬。加上媒体并不可观的转载收入（有的压根就不给），再加上一万元的鲁迅文学奖金，以及此前获得的《北京文学》内部一个奖，总共大概可以拿到两万元。刚好与朱晓军为《家庭》杂志写的那篇稿件所得稿酬持平。

战斗文学与广告文学

颁奖词这样评价《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

“战斗性”一度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灵魂。1980年代，批判和揭露社会黑暗面曾是当时报告文学主流，一批人靠报告文学成名成家。

当年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作者面临的各种官司上。打官司一度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家常便饭，昆山市文联主席杨寿松发表作品时，署名上有时会加上一黑框，表示作者已经死了，得罪了的人你就别找麻烦了。

1990年代之后，随着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的发展，报告文学不可避免地式微。报告文学不再惹官司了，曾经的“战斗力”也渐渐消失。

李炳银估计，当前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全国不足20个。

当年一批风光一时的报告文学家，大都另寻出路。其中不少人成功“转型”。他们虽然仍笔耕不辍，不过显然已与文学无关，因为那些作品通常是某些地方官员和各界大腕花钱雇来写的，然后再花钱出书或见报。用杨晓升的话说，这样的报告文学实为“广告文学”。

“广告文学”使报告文学仍然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据统计，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涵盖的三年中，居然产生了两千多部报告文学作品，仅就数量而言，远远超出了1980年代。一些传统的报告文学杂志也不得不学会“转型”。刊登一些有偿的“报告文学”，一度成为其重要的生存手段。

作为国内最具权威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之一，李炳银曾担任过两年《报告文学》杂志主编，但因为无法完成创收任务而被迫辞职。

本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由某省推荐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后来证实是该省省会城市花几十万元请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写家所作。尽管它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但理所当然地被评委会否决。

连续四届的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委会主任张锲说，在当前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有所削弱的情况下，《天使在作战》的出现显得尤其可贵。

　　《心爱的树》蒋韵

　　《一个人张灯结彩》田耳

　　《喊山》葛水平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

　　《师兄的透镜》晓航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城乡简史》范小青

　　《吉祥如意》郭文斌

　　《白水青菜》潘向黎

　　《将军的部队》李浩

　　《明惠的圣诞》邵丽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

　　《天使在作战》朱晓军

　　《部长与国家》何建明

　　《用胸膛行走西藏》党益民

　　《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

　　《长征》王树增

　　·全国优秀诗歌奖获奖作品·

　　《喊故乡》田禾

　　《看见》荣荣

　　《行吟长征路》黄亚洲

　　《大地葵花》林雪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于坚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

　　《山南水北》韩少功

　　《辛亥年的枪声》南帆

　　《乡村记忆》刘家科

　　《遥远的天堂》裘山山

　　·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

　　《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李敬泽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本）陈晓明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欧阳友权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雷达

　　《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洪治纲

　　·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获奖作品·

　　《别了，我的书》（大江健三郎·著·日文）许金龙译

　　《笑忘录》（米兰·昆德拉·著·法文）王东亮译

　　《斯特林堡文集》（五卷）（斯特林堡·著·瑞典文）李之义译

易先生回来了，王佳芝永远不会回到牌桌上　　本版剧照由剧组提供，其余为资料照片

“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李安说。

如果张爱玲有“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嫁给“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

汤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张爱玲的重叠

一、抢救历史

    “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李安说。

    我问的是，《色，戒》里老上海街景是如何拍出来的。他说，他的研究团队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上海制片厂也大手笔地重现了上海老街。

    “建筑材料呢？”

    “也是真的。”

    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再追一句：“可是，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真的吗？”

    “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李安说。

    他提醒我，第二次再看时，注意看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民国时代的桌子，他找了很久，因为大陆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寻找。

    “你有没有注意到易先生办公桌后侧有一个很大的雕像？”

    啊？没有。

    “是钟馗。搞特务的都会放个钟馗在办公室里。”

    李安并非只是在忠实于张爱玲的原著，他是在设法忠实于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易先生进出的门禁森严的后巷，还真的就是当年76号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后巷。

    香港又怎么拍的？香港的老街根本拆光了，大学生坐电车那些看起来像中环德辅道的镜头，怎么来的？

    “那是槟城和怡保。那里的街屋和老香港一样，但是保留得很完整，只是马来西亚的屋顶是斜的，所以要作些计算机处理。”

    “那电车怎么来的？”

    “特别做的，真的电车。”

    学生演戏的部分，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里头拍的。1910年代的建筑，立在山头，仍旧风姿绰约。拍学生演戏的那一段，李安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影片里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台北国立艺专第一次演话剧时所经历的：大学礼堂的舞台，纯真年轻的学生，从演戏里头发挥自己又找到自己的奇异经验，演完以后大伙兴奋地去吃宵夜，空空的街上下着小雨……

    李安在叙述，我看着他的眼睛，很大的眼睛，温煦、诚恳，但是很深刻。这里有好几层的人生和故事交叉重叠了：20岁的李安和20岁的王佳芝、邝裕民，过去的年轻演员李安和现在的年轻演员汤唯。从前和此刻，戏里和戏外，剧本和人生，层层交织。

    在寻找易先生的办公桌时，浮现在李安脑里的是“小时候爸爸会用的那种桌子”。《色，戒》在寻找的，是爸爸的时代会看的电影，会哼的歌，会穿的衣服，会摆在书架上的书，还有民国的口音。一口京腔普通话的汤唯得上课改学南方的国语。梁朝伟、王力宏、汤唯上了三个月的课，要读《未央歌》、《蓝与黑》，要看尤敏主演的《星星月亮太阳》，要听当时的流行音乐，要读戴笠和胡兰成的传记和作品，要熟悉张爱玲作品里的每一个字，要进入一个有纵深的、完整的历史情境。

    很深地“浸泡”在那个历史情境里，李安说，拍到后来，几乎有点被“附身”的感觉。“是张爱玲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

    “可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似乎说得口都干了，他喝了一口茶，继续，“我们这一代还知道一点点，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

    我看着李安。这是香港中环的四季酒店，接近晚上11点，我突然发现了《色，戒》是什么。

    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也许是张爱玲小说里人性的矛盾吸引了他，也许是张爱玲离经叛道的价值观触动了他，也许是小说的电影笔法启发了他，但是，真正拍起来，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四零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

    “话剧团的部分在港大陆佑堂拍，你知道陆佑是什么人吗？”

    他摇头。

    “你记得民国五十三年，有架飞机因为劫机在台中附近掉下来，死了五六十个人，很多电影圈的重要人物，里面有个人叫陆运涛？”

    “当然知道，”李安说，“他是电懋电影的创立人，《星星月亮太阳》就是他的。他那时先来花莲，还有雷震跟赵雷，我那时九岁，还跟他们一起照相，印象很深刻。”

    “陆佑，就是陆运涛的父亲。”

    啊……他不说话了，可是我们可能都在想一样的事情：历史的许多蛛丝马迹，看似互不相关，却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蓦然浮现，仿佛它找到了你。张爱玲在1939年拎着一只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许地山是她的系主任。战火开打时，她在陆佑堂的临时医院里作学生看护，外表清纯的女学生心里深藏着一个人性X光照相机，喀嚓喀嚓拍下人世的荒芜。二十几岁的港大女生张爱玲，是否料到70年后在陆佑堂，有个李安试图把她褪色的胶卷还原？

二、性在绝望里

    床戏演得那样真实，那样彻底，使我对两位演员肃然起敬，但是，如果不是演员对导演有极度的信任，这样没有保留的演出是做不到的。李安是如何说服演员在这部电影里，激烈而直接的性是必要的呢？

    我相信它的必要。

    张爱玲的这篇“不好看”的小说，之所以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小说中违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一般的作者去处理女特工和汉奸的故事，难免要写女特工的壮烈和汉奸的可恶。张爱玲的女特工却因为私情而害了国事，张爱玲的汉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恶，长得“苍白清秀”，最贴近的描述，透露的倒有几分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更“严重”的是，女特工之所以动情，那情却也不是一般浪漫小说里的纯纯的爱，而是，性爱。“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纯的爱，她还可能被世俗谅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背叛大义，这，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就权力的掌控而言，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是“猎物”。

    因为有如此浓烈的“色”，才会有危险而肃杀的“戒”。易先生把一枚“戒指”圈在王佳芝的手指上，究竟是易先生施“戒”于王，还是王是易先生的“戒”，恐怕是一个辩证关系、互为连环。“虎”和“伥”是什么关系？“伥”和“娼”又是什么关系？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仿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指示：“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是一个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对性爱的拿捏，非常精准。头一场床戏的暴虐或可被批评为缺乏创意，因为专家会指出，这种性的暴虐在纳粹电影里常会出现，用来凸显”权势就是春药“的主题。但是在其后的床戏中，两人身体之极尽缠绕交揉而神情之极尽控制紧绷，充分呈现了两人对自己、对命运的态度：易先生对战事早有坏的预感，知道自己前途堪虞。王佳芝更是走在火烫的刀山上，命提在手里。两人的表情，有绝望的神色，性爱，是亡命之徒的惟一救赎也是最后一搏；加上一张床外面的世界是狼犬和手枪，暗杀和刑求，阴雨绵绵，“色”与“戒”在这里做最尖锐的抵触对峙，李安把戏剧的张力拉到接近断裂边缘。

    张爱玲曾经深爱胡兰成，胡兰成曾经伤害张爱玲。张爱玲对于“汉奸”胡兰成，有多么深的爱和恨？不敢说，但是在《色，戒》里，王佳芝身上有那么多张爱玲的影子，而易先生身上又无法不令人联想胡兰成。《色，戒》会让张爱玲涂涂写写30年，最后写出来，又是一个藏的比露的多得多的东西，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复杂的情感，太暧昧的态度，从上世纪四零年代她刚出道就被指控为“汉奸文人”这段历程来看，《色，戒》可能真是隐藏着最多张爱玲内心情感纠缠的一篇作品。

    《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实际上，那幽微暗色的心理世界，那爱与恨、“猎人与猎物”、“虎与伥”的关系，那“终极的占有”，写的哪里是郑苹如和丁默邨呢？李安说，他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邨、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糅合在一起的。汤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张爱玲的重叠。

    性爱可以演出这样一个艺术的深度，Bravo，李安。

三、贪看湖上清风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 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23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23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1903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1947年5月1日，丁默邨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决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邨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邨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邨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邨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邨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邨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邨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地强词夺理，对丁默邨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做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